不听话的下属

    一切正如海瑞预料的那样，皇帝震怒，满朝轰动，关入监牢，等待处斩。但让他感到纳闷的是，自己的情节应属于极其恶劣、罪大恶极、斩立决都嫌慢的那一类，可左等右等，挂在头上的那把刀却迟迟不落下来。

    因为皇帝还不打算杀他，在听完黄锦的话后，他愣了一下，捡起了那份奏疏，看了第二遍。

    嘉靖不是个笨人，他知道，一个人既然已买了棺材，自然是有备而来，而在对这份奏疏的再次审视中，他看到了攻击、斥责之外的东西——忠诚、尽责和正直。

    于是他发出了自己的感叹：

    “这个人大概算是比干吧，可惜我不是纣王。”

    能讲出这种水平的话，说他是昏君，那也实在太不靠谱了。

    海瑞就这样被关了起来，既不是有期，也不是无期，既不杀，也不放，连个说法都没有。他自己倒是很自在，每天照吃照睡，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看起来命是保住了，实际上没有。

    要知道，嘉靖同志可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就算他懂得道理，知道好歹，你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似乎也有点太过了，一个千里之外的杨慎他都能记几十年，何况是眼皮底下的海瑞？

    终于有一天，他又想起了这件事，便发火了，火得受不了，就开始骂，骂了不解恨，就决定杀。

    眼看海瑞就要上法场，第二个保他的人出现了——徐阶。

    徐阶与严嵩有很多不同，其中之一就是别人倒霉，严嵩会上去踩两脚，而徐阶会扶他起来。

    徐大人实在是个好人，不收钱也办事。他认定海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便决定拉他一把。

    但是这事很难办，因为嘉靖这号人，平时从不喊打喊杀，但一旦决定干掉谁，大象都拉不回来，之前也曾有人上书劝他放人，结果被狠打了一顿，差点没咽气。

    但徐阶再次用行动证明，嘉靖这辈子的能耐算是到头了，因为这位内阁首辅只用了一段对话，就把海瑞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皇上你上了海瑞的当了！”

    嘉靖带着疑惑的神情，目不转睛地看着发出惊呼的徐阶。

    “我听说海瑞在上书之前，已经买好了棺材，他明知会触怒皇上，还敢如此大逆不道，用心何其歹毒！”

    歹毒在什么地方呢，听徐老师继续忽悠：

    “此人的目的十分明确，只求激怒陛下，然后以死求名而已。皇上你如果杀了他，就会正中他的圈套！”

    嘉靖一边全神贯注地听，一边连连点头，是的，无比英明的皇帝陛下，怎么能受一个小小六品主事的骗呢？就算上当，也得找个有档次的高级干部嘛——比如徐阶同志。

    就这样，海瑞的命保住了，他继续在监狱住了下来，对他而言，蹲牢房也算不上是啥坏事，反正家里和牢里伙食差不多，还能省点饭钱。

    事实上，在徐阶看来，海主事闹出的这点麻烦实在是小儿科，他现在急于解决的，是另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

    在严嵩当权那几年，内阁里只有徐阶给他跑腿，后来徐阶当权，就找来自己的门生袁炜入阁跑腿。可是这位袁先生似乎不打算当狗腿子，压根没把老师放在眼里，时不时还要和徐阶吵一架。徐大人当然不会生气，但自然免不了给袁炜穿穿小鞋，偏偏这位袁先生心理承受能力不强，郁闷之下竟然病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告病回了家。

    不听话的走了，就找两个听话的来，这两个人，一个叫严讷，一个叫李春芳。

    严讷兄就不多说了，他于嘉靖四十四年入阁，只干了八个月就病倒了，回了老家，内阁中只剩下了李春芳。

    这位李春芳同志，那就不能不说了，他的为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厚道，太厚道了。

    在几百年后看来，作为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状元，李春芳是不幸的，因为与同科同学相比，他的名声成就实在有限，别说张居正，连杨继盛、王世贞他也望尘莫及。但在当时，这位仁兄的进步还是很快的，当张居正还是个从五品翰林院学士的时候，他已经是正二品礼部尚书了。

    他能升得这么快，只是因为两点：一、擅长写青词。二、老实。自入朝以来，外面斗得你死我活，他却不闻不问，每天关在家里写青词，遇到严嵩就鞠躬，碰见徐阶也敬礼，算是个老好人。

    所以徐阶挑中了他，让他进内阁打下手。

    事情到了这里，可以说是圆满解决了，但接下来，徐阶却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正是这个判断，给他种下了致命的祸根。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三月，内阁首辅徐阶力荐，经皇帝批准，礼部尚书高拱入阁，任文渊阁大学士，与其同时入阁的还有吏部尚书郭朴。

    在这个任命的背后，是一个精得不能再精的打算。

    高拱不喜欢徐阶，徐阶知道。

    自打嘉靖二十年（1541）高拱以高分考入朝廷，他就明确了这样一个认识——要当，就当最大的官；要做，就做最大的事。

    高翰林就这样踌躇满志地迈进了帝国的官场，准备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位置，然而现实对他说——一边凉快去。

    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里，翰林院新人、七品编修高拱唯一的工作是整理文件，以及旁观。

    他看到了郭勋在监牢里被人整死，看到了夏言被拉出去斩首，看到了严嵩的跋扈、徐阶的隐忍，他很聪明，他知道如果现在去凑这个热闹，那就是找死。

    直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他才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在这一年，他成为了裕王府的讲官。

    对于籍籍无名、丢进人堆就没影的高翰林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高拱牢牢地抓住了它。

    自从嘉靖二十八年（1549）太子去世以后，嘉靖就没有立过接班人，不但不立，口风还非常之紧，对剩下的两个儿子裕王、景王若即若离，时远时近。

    这件事干得相当缺德，特别是对裕王而言。按年龄，他早生一个月，所以太子应该非他莫属，但嘉靖同志偏偏坚信“二龙不相见”理论，皇帝是老龙，太子就是青年龙，为了老子封建迷信的需要，儿子你就再委屈个几十年吧。

    不立太子也就罢了，可让裕王想不通的是，按照规定，自己的弟弟早该滚出京城去他的封地了，可这位仁兄仗着没有太子，死赖着就是不走，肚子里打什么算盘地球人都知道。

    于是一时之间群魔乱舞，风雨欲来，景王同志还经常搞点小动作，整得裕王不得安生，唯恐到嘴的鸭子又飞了，整日提心吊胆，活在恐惧之中。

    在这最困难的时刻，高拱来到了他的身边，在之后的日子里，这位讲官除了耐心教授知识之外，还经常开导裕王，保护他不受侵扰，日夜不离。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高拱不求升官，也不图发财，像哄小孩一样地哄着这位软弱的王爷，并用自己的行动对他阐述了这样一个事实：面包会有的，烧饼会有的，皇位也会有的，就算什么都没有，也还有我。

    所以在那些年，虽然外面腥风血雨，裕王这里却是风平浪静，安然无恙，有高门卫守着，无论严嵩、徐阶还是景王，一个也进不来，比门神好用得多。

    裕王很感激高拱。

    关于这一点，严嵩清楚，徐阶也清楚。

    于是高拱就成了抢手货，双方都想把他拉到自己这边。严嵩当政的时候，高拱从一个讲官被提拔为太常寺卿（三品）兼国子监祭酒，成为了高级官员。

    高拱没有推辞，他慨然就任，却不去严嵩家拜码头：朝廷给我的官嘛，与你严嵩何干？

    等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退休了，徐阶当政，高拱再次升官，成为了礼部副部长，没过多久他再进一步，任正部级礼部尚书。

    傻子也知道，这都是徐阶提拔的结果，然而高拱却依然故我，官照做，门不进，对徐大人的一片苦心全然无视。

    说句实诚话，徐阶对高拱是相当不错的，还曾经救过他一次：原先高拱曾经当过会试的主考官，不知是哪根神经出了岔子，出了个惹事的题目，激怒了嘉靖。皇帝大人本打算打发他回家种地，好在徐阶出面，帮高拱说了很多好话，这才把事情解决。

    现在徐阶又一次提拔了高拱，把他抬进了内阁，然而高拱的反应却大大地出乎了徐阶的意料。

    他非但不感激徐阶，还跟徐阶捣乱，自打他进内阁的那天起，就没消停过。而闹得最大的，无疑是值班员事件。

    当时的内阁有自己的办公楼，按规定内阁成员应该在该处办公，但问题是，嘉靖同志并不住在寝宫，总是待在西苑。当大臣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把握皇帝的心思，对这么个难伺候的主，要是不时时刻刻跟着，没准明天就被人给灭了。所以但凡内阁大臣，都不去内阁，总是待在西苑的值班房，且赖着不走。

    终于有一天，嘉靖没事散步的时候去了值班房，一看内阁的人全在，本来还挺高兴，结果一盘算，人都在这儿待着，内阁出了事情谁管？

    嘉靖不高兴了，他当即下令，你们住这儿可以，但要每天派一个人去内阁值班，派谁我不管，总之那边要人盯着。

    于是内阁的大臣们开始商量谁去，当然了，谁都不想去，等了很久也没看见人自动请缨，于是徐阶发话了：

    “我是首辅，责任重大，不能离开陛下，我不能去。”

    话音还没落，高拱就发言了：

    “没错，您的资历老，应该陪着皇上，我和李春芳、郭朴都刚入阁不久，值班的事情您交给我们就是了。”

    徐阶当时就发火了。

    从字面上看，高拱的话似乎没错，还很得体，但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徐阶自然明白这位下属的真正意思，估计高拱先生说话时候的语气也有点阴阳怪气，所以二十多年不动声色的徐首辅也生气了：严嵩老子都解决了，你小子算怎么回事？

    虽然发火，但是涵养还是有的，徐阶同志涨红了脸，一言不发，扬长而去。

    所以看起来，高拱似乎有点不识好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但凡混朝廷的人，都有这样一个共识——不欠人情，欠了要还。

    这才是高拱与徐阶两个人的根本矛盾所在，徐大人认为高拱欠了他的人情，高拱认为没有。

    徐阶不是开慈善机构的，他之所以提拔高拱，自然是看中了他的裕王背景，虽说自己现在大权在握，但毕竟总有下岗的一天，要是现在不搞好关系，到时高拱上台，想混个夕阳无限好自然死亡就难了。

    可惜高拱也很清楚这一点，要知道，在斗争激烈的嘉靖年间生存下来，官还越做越大，绝不是等闲之辈能做到的，他早就看透了徐阶的算盘。

    按照皇帝现在的身体，估计熬个几年就能升天了，到时候裕王必定登基，我高拱自然就是朝廷的首辅，连你徐阶都要老老实实听我的话，哪要你做顺水人情？

    加上高拱此人身负奇才，性格高傲，当年不买严嵩的账，现在的徐阶当然也不放在眼里。

    精明了一辈子的徐阶终于糊涂了一回，他没想到提拔高拱不但没能拉拢他，反而使矛盾提前激化，一场新的斗争已迫在眉睫。

    更为麻烦的是，徐首辅在摸底的时候看走了眼，与高拱同期入阁的郭朴也不地道。他不但是高拱的同乡，而且在私底下早就和他结成了政治同盟，两人同气连枝，开始跟徐阶作对。而李春芳一向都是老好人，见谁都笑嘻嘻的，即使徐阶被人当街砍死，估计他连眼都不会眨一下。

    在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徐阶曾两次用错了人，正是这两个错误的任命，让他差点死无葬身之地。这是第一次。

    当然，现在还不是收场的时候，对于高拱和徐阶来说，这场戏才刚刚开始。

    丰富的政治经验及时提醒了徐阶，他终于发现高拱并不是一个能够随意操控的人，而此人入阁的唯一目的，就是取自己而代之。

    虽然走错了一步，在内阁中成为了少数派，但不要紧，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只要再拉一个人进来，就能再次战胜对手。

    天才，就是天才

    何心隐帮助徐阶除掉严嵩后，在京城晃了半年，当他飘然离京之时，曾对人说过这样一番话：

    “天下之能士尽在京城，而在我看来，能兴我学者并非华亭，亡我学者也非分宜，兴亡只在江陵。”

    这是一句不太好懂却又很关键的话，必须要逐字解释：

    所谓我学，就是指王学，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描述王学的生死存亡与三个人的关系。而这三个人，分别是“华亭”、“分宜”与“江陵”。

    能兴起王学的，不是“华亭”；能灭亡王学的，不是“分宜”；只有“江陵”，才能决定王学的命运。

    在明清乃至民国的官场中，经常会用籍贯来代称某人，比如袁世凯被称为袁项城（河南项城），黎元洪被称为黎黄陂（湖北黄陂）。套用这个规矩，此段话大意如下：

    兴我王学者，不是徐阶；亡我王学者，不是严嵩；兴亡之所定者，只在张居正！

    何心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张居正的职务是从五品翰林院侍讲学士。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最优秀的内阁首辅。

    请注意，在这两个称呼的后面，没有之一。

    嘉靖四年（1525），湖广荆州府江陵县的穷秀才张文明，终于在焦急中等来了儿子的啼哭。

    作为一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儿子的诞生给张文明带来了极大的喜悦，而在商议取名字的时候，平日不怎么说话的祖父张诚却突然开口，说出了自己不久之前的一个梦：

    “几天之前，我曾梦见一只白龟，就以此为名吧。”

    于是这个孩子被命名为张白圭（龟）。

    虽说在今天，说人是乌龟一般都会引来类似斗殴之类的体育活动，但在当年，乌龟那可是吉利的玩意儿，特别是白龟，绝对是稀有品种，胡宗宪总督就是凭着白鹿和白乌龟才获得了皇帝的宠信，所以这名也还不错。

    此时的张白圭，就是后来的张居正，但关于他的籍贯，却必须再提一下，因为用现在的话说，张家是个外来户，他们真正的出处，是凤阳。

    两百年前，当朱元璋率军在老家征战的时候，一个叫张关保的老乡加入了他的队伍。虽然这位仁兄能力有限，没有干出什么丰功伟绩，但毕竟混了个脸熟，起义成功后被封为千户，去了湖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