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申时行而言，江东之这一类人实在是小菜一碟。在朝廷里待了二十多年，徐阶、张居正这样的超级大腕他都应付过去了，混功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万历五年（1577）出山的这帮小喽啰自然不在话下。混是一种生活技巧，除个别二杆子外，全世界人民基本都会混，因为混并不影响社会进步。人类发展，该混就混，该干就干，只混不干的，叫做混混儿。申时行不是混混儿，混只是他的手段，干才是他的目的。

    一般说来，新官上任，总要烧三把火，搞点儿政绩，大干特干。然而，综观申时行当政以来的种种表现，就会惊奇地发现，他的大干，就是不干，他的作为，就是不作为。

    申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是废除张居正的考成法。

    这是极为出人意料的一招，因为在很多人看来，申时行是张居正的嫡系，毫无理由反攻倒算。

    但申时行就这么干了，因为这样干，是正确的。

    考成法，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即工作指标层层落实，完不成轻则罢官，重则坐牢，令各级官员闻风丧胆。在很长时间里，这种明代的打考勤，发挥了极大效用，有效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但张先生并不知道，考成法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

    比如朝廷规定，户部今年要收一百万两税银，分配到浙江，是三十万，这事就会下派给户部浙江司郎中（正五品），由其监督执行。

    浙江司接到命令，就会督促浙江巡抚办理。巡抚大人就会去找浙江布政使，限期收齐。

    浙江布政使当然不会闲着，立马召集各级知府，限期收齐。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各级知县，限期收齐。

    知县大人虽然官小，也不会自己动手，回衙门召集衙役，限期收齐。最后干活的，就是衙役，他们就没办法了，只能一家一家上门收税。明朝成立以来，大致都是这么个干法，就管理学而言，还算比较合理，搞了两百多年，也没出什么大问题。

    考成法一出来，事情就麻烦了。原先中央下达命令，地方执行，就算执行不了，也好商量。三年一考核，灾荒大，刁民多，今年收不齐，不要紧，政策灵活掌握，明年努力，接着好好干。考成法执行后，就不行了，给多少任务，你就得完成多少，缺斤少两自己补上，补不上就下课受罚。这下就要了命了，衙役收不齐，连累知县，知县收不齐，连累知府，知府又连累布政使，一层层追究责任。大家同坐一条船，出了事谁也跑不掉。与其自下而上垮台，不如自上而下压台。随着一声令下，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不问理由、不问借口，必须完成任务。于是顺序又翻了过来，布政使压知府，知府压知县，知县压衙役，衙役……就只能压老百姓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上级压下级，下级压百姓，一般年景，也还能对付过去，要遇上个灾荒，那就惨了，衙役还是照样上门，说家里遭灾，他点头，说家里死人，他还点头，点完头该交还得交。揭不开锅也好，全家死绝也罢，收不上来官就没了，你说我收不收？

    以上还算例行公事，到后来，事情越发恶劣。由于考成法业绩和官位挂钩，工作完成越多、越快，评定就越好，升官就越快，所以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报虚数，狗不拉屎的穷乡僻壤，也敢往大了报，反正自己也不吃亏。

    可是朝廷不管那些，报了就得拿钱，于是挨家挨户地收，收不上来就逼，逼不出来就打，打急了就跑。而跑掉的这些人，就叫流民。

    流民，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人离开家乡，四处游荡，没有户籍，没有住所，也不办暂住证，经常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到万历中期，流民的数量已经十分惊人，连当时的北京市郊，都盘踞着大量流民，而且这帮人一般都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偷个盗抢个劫之类的，都是家常便饭，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来扫一次，十分难办。

    而这些情况，是张居正始料未及的。

    于是申时行毅然废除了考成法，并开辟了大量田地，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种，社会矛盾得以大大缓解。

    废除考成法，是申时行执政的一次重要抉择，虽然是改革，却不用怎么费力，毕竟张居正是死人兼废人，没人帮他出头，他的条令不废白不废。

    但下一次，就没这么便宜的事了。

    万历十八年（1590），副总兵李联芳带兵在边界巡视的时候，遭遇埋伏，全军覆灭。下黑手的，是蒙古鞑靼部落的扯立克。

    事情闹大了，因为李联芳是明军高级将领，鞑靼部落把他干掉了，是对明朝政府的严重挑衅。所以消息传来，大臣们个个摩拳擦掌，打算派兵去收拾这帮无事生非的家伙。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非打不可了，堂堂大明朝，被人打了不还手，当缩头乌龟，怎么也说不过去。而且这事闹得皇帝都知道了，连他都觉得没面子，力主出兵。

    老板发话，群众支持，战争已是势在必行，然而此时，申时行站了出来，对皇帝说：

    “不能打。”

    在中国历史上，但凡国家有事，地方被占了，人被杀了，朝廷立马就是群情激愤，人人喊打，看上去个个都是民族英雄、正义化身，然而其中别有奥秘：

    临战之时，国仇家恨，慷慨激昂，大家都激动。在这个时候，跟着激动一把，可谓是毫无成本，反正仗也不用自己打，还能落个名声，何乐而不为。

    主和就不同了，甭管真假，大家都喊打，你偏不喊，脱离群众，群众就会把你踩死。

    所以主战者未必勇，主和者未必怯。

    主和的申时行，就是一个勇敢的人。事实证明，他的主张十分正确。因为那位下黑手的扯立克，并不是一般人，他的身份，是鞑靼的顺义王。顺义王，是当年明朝给俺答的封号，这位扯立克就是俺答的继任者，但此人既不顺，也不义，好好的互市不干，整天对外扩张，还打算联合蒙古、西藏各部落，搞个蒙古帝国出来和明朝对抗。

    对这号人，打是应该的。但普鲁士伟大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打仗说穿了，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对方听话，如果有别的方法能达到目的，何必要打呢？

    申时行找到了这个方法。

    他敏锐地发现，扯立克虽然是顺义王，但其属下却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各个部落组成，各有各的主张。大多数人和明朝生意做得好好的，压根儿不想打仗，如果贸然开战，想打的打了，不想打的也打了，实在是得不偿失。分化瓦解才是上策。

    所以申时行反对。当然，以申时行的水平，公开反对这种事，他是不会干的。夜深人静，独自起草，秘密上交，事情干得滴水不漏。万历接到奏疏，认可了申时行的意见，同意暂不动兵，并命令他全权处理此事。消息传开，一片哗然，但皇帝说不打，谁也没办法找皇帝算账。申时行先生也是一脸无辜：我虽是朝廷首辅，但皇帝不同意，我也没办法。仗是不用打了，但这事还没完。申时行随即下令兵部尚书郑洛，在边界集结重兵，也不大举进攻，每天就在那里蹲着，别的部落都不管，专打扯立克，而且还专挑他的运输车队下手，抢了就跑。

    这种打法毫无成本，且收益率极高，明军乐此不疲，扯立克却是叫苦不迭，实在撑不下去了，只得率部躲得远远的。就这样，不用大动干戈，不费一兵一卒，申时行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恢复了边境的和平。

    虽然张居正死后，朝局十分复杂，帮派林立，申时行却凭借着无人能敌的“混功”，应对自如，游刃有余。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自己能混，还无私地帮助不能混的同志，比如万历。

    自从登基以来，万历一直在忙两件事，一是处理政务，二是搞臭张居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

    因为张居正实在太牛了，当了二十六年的官，十年的“皇帝”（实际如此），名气比皇帝还大，虽然人死了，茶还烫得冒泡，所以不搞臭张居正，就搞不好政务。

    但要干这件事，自己是无从动手的，必须找打手。万历很快发现，最好的打手，就是言官和大臣。

    张居正时代，言官大臣都不吃香，被整得奄奄一息，现在万历决定，开闸，放狗。

    事实上，这帮人的表现确实不错，如江东之、李植、羊可立等人，虽说下场不怎么样，但至少在工作期间，都尽到了狗的本分。

    看见张居正被穷追猛打，万历很高兴；看见申时行被牵连，万历也不悲伤。因为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轻微的副作用，敲打一下申老师也好，免得他当首辅太久，再犯前任（张居正）的错误。

    他解放言官大臣，指挥自若，是因为他认定，这些人将永远听从他的调遣。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因为就骂人的水平而言，言官大臣和街头骂街大妈，只有一个区别：大妈是业余的，言官大臣是职业的。大妈骂完街后，还得回家洗衣做饭；言官大臣骂完这个，就会骂下一个。所以，当他们足够壮大之后，攻击的矛头将不再是死去的张居正，或是活着的申时行，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对言官和大臣们而言，万历确实有被骂的理由。自从万历十五年（1587）起，万历就不怎么上朝了，经常是“偶有微疾”，开始还真是“偶有”，后来就变成常有，“微疾”也逐渐变成“头晕眼黑，力乏不兴”，总而言之，大臣们是越来越少见到他了。

    必须说明的是，万历是不上朝，却并非不上班，事情还是要办，就好比说你早上起床，不想去单位，改在家里办公，除了不打考勤，少见几个人外，也没什么不同。后世一说到这位仁兄，总是什么几十年不干活之类，这要么是无意的误解，要么是有意的污蔑。

    在中国当皇帝，收益高，想要啥就有啥，但风险也大，屁股上坐的那个位置，只要是人就想要。因此今天这里搞阴谋，明天那里闹叛乱，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悬，几天不看公文，没准儿刀就架在脖子上了。但凡在位者，除了个把弱智外，基本上都是怀疑主义者，见谁怀疑谁。

    万历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他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工于心计的政治老手。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不上朝的事实，却无人察觉背后隐藏的奥秘。

    在他之前，有无数皇帝每日上朝理政，费尽心力，日子过得极其辛苦，却依然是脑袋不保，而他几十年不上朝，谁都不见，却依然能够控制群臣，你说这人厉不厉害？

    但言官大臣是不管这些的，在他们的世界观里，皇帝不但要办事，还要上班，哪怕屁事儿没有，你也得坐在那儿，这才叫皇帝。

    万历自然不干，他不干的表现就是不上朝；言官大臣也不干，他们不干的表现就是不断上奏疏。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一直在干同样的事情。

    隐私问题万历十四年（1586）十月，这场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争正式拉开序幕。当时的万历，基本上还属于上朝族，只是偶尔罢工而已，就这样，也没躲过去。第一个上疏的，是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按说第一个不该是他，因为这位仁兄主管的是祭祀，级别又低，平时也不和皇帝见面。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上疏提意见，他之所以不满，不是皇帝不上朝，而是不祭祀。

    卢洪春是一个很负责的人，发现皇帝不怎么来太庙，又听说近期经常消极怠工，便上疏希望皇帝改正。

    本来是个挺正常的事，却被他搞得不正常。因为这位卢先生除了研究礼仪外，还学过医，有学问在身上，不显摆实在对不起自己，于是乎发挥其特长，写就奇文一篇，送呈御览。

    第二天，申时行奉命去见万历，刚进去，就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卢洪春这厮！肆言惑众，沽名讪上，好生狂妄！着锦衣卫拿在午门前，着实打六十棍！革了职为民当差，永不叙用！”以上言辞，系万历同志之原话，并无加工。

    很久很久以前，“这厮”两个字就诞生了，在明代的许多小说话本中，也频频出现，其意思依照现场情况，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从这家伙、这小子到这浑蛋、这王八蛋，不一而足。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俩字不是好话，是市井之徒的常用语，皇帝大人脱口而出，那是真的急了眼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卢洪春的那篇奏疏，你看你也急。除了指责皇帝陛下不该缺席祭祀外，卢主事还替皇帝陛下担忧其危害：“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之疾，皆非今日所宜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