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须谈判，干掉就好

    对李如松而言，万历二十年（1592）实在是个多事的年份，刚刚解决完宁夏这摊子事，就接到了宋应昌的通知，于是提督陕西就变成了提督辽东，凳子还没坐热，就掉头奔日本人去了。

    其实说起来，李如松并不是故意耍大牌，一定要宋部长等，之所以拖了几个月，是因为他也要等。

    事实上，所谓辽东铁骑，并非李如松一人指挥，而是分由八人统领，参与宁夏平乱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而这一次，李如松并没有匆忙出发，在仔细思虑之后，他决定召集所有的人。战争的直觉告诉他，在朝鲜等待着他的，将是更为强大的敌人。

    作为大明最为精锐的骑兵部队，辽东铁骑的人数并不多，加起来不过万人，分别由李成梁旧部、家将、儿子们统管，除了李如松有三千人外，他的弟弟李如梅、李如桢、李如梧以及心腹家丁祖承训、查大受等都只有一千余人，所谓浓缩的才是精华，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除了等这帮嫡系外，还要等杂牌，奉宋应昌命令，归其指挥的，还有全国各地的军队。自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起，蓟州、保定、山东、浙江、山西、南直隶各军纷纷受命，向着同一个方向集结。

    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各路部队辽东会师，援朝军队组建完成，总兵力四万余人，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提督。

    部队分为三军，中军指挥官为副总兵杨元，左军指挥官为副总兵李如柏，右军指挥官为副总兵张世爵，所到将领各司其职。

    简单说起来，大致是这么个关系，宋应昌是老大，代表朝廷管事；李如松是老二，掌握军队指挥具体战斗；杨元、李如柏、张世爵是中层干部，其余都是干活的。

    细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个安排别有奥妙。李如柏是李如松的弟弟，自然是嫡系；杨元原任都督佥事，却是宋应昌的人；张世爵虽也是李如松的手下，却算不上铁杆。

    左中右三军统帅，实际上也是左中右三派，既要给李如松自由让他打仗，又要他听话不闹事，费尽心思搞平衡，宋部长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但实际操作起来，宋部长才发现，全然不是那回事。

    按明代的说法，李如松是军事主官，宋应昌是朝廷特派员，根据规定，李如松见宋应昌时，必须整装进见，并主动行礼。但李如松性情不改，偏不干，第一次见宋应昌时故意穿了件便服，还主动坐到宋部长的旁边，全然不把自己当外人。

    宋应昌自然不高兴，但局势比人强，谁让人家会打仗呢，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对领导都这个态度，下面的那些将领就更不用说了，呼来喝去那是家常便饭，且对人总是爱理不理，连他爹的老部下查大受找他聊天，也是有一句没一句，极其傲慢。

    但他的傲慢终将收敛——在某个人的面前。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如以往一样，在军营里骂骂咧咧的李如松，等来了最后一支报到的队伍。

    这支部队之所以到得最晚，是因为他们的驻地离辽东最远。但像李如松这种人，没事也闹三分，只有别人等他，敢让他老人家等的，那就是活得不耐烦了，按照以往惯例，迎接这支迟到队伍领兵官的，必定是李如松如疾风骤雨般的口水和呵斥。有丰富被骂经验的诸位手下都屏息静气，准备看一场好戏。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好戏并没有上演，充满找碴欲望、一脸兴奋的李如松竟然转性了，不但没有发火，还让人收拾大营，准备迎接，看得属下们目瞪口呆。

    这一切的变化，从他听到那位领兵官名字的一刻开始——吴惟忠。

    吴惟忠，号云峰，浙江金华义乌人，时任浙江游击将军。

    这个名字并不起眼，这份履历也不辉煌，但只要看看他的籍贯，再翻翻他的档案，你就能明白，这个面子，李如松是不能不给的。

    简单说来，二十多年前，李如松尚在四处游荡之际，这位仁兄就在浙江义乌参军打倭寇了，而招他入伍的人，就是戚继光。

    李如松不是不讲礼貌，而是只对他看得起的人讲礼貌，戚继光自然是其中之一，更何况他爹李成梁和戚继光的关系很好，对这位偶像级的人物，李如松一向是奉若神明。

    作为戚继光的部将，吴惟忠有极为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他大半辈子都在打日本人，应该算是灭倭专家，对这种专业型人才，李如松自然要捧。

    而更重要的是，吴惟忠还带来了四千名特殊的步兵——戚家军。

    虽然戚继光不在了，第一代戚家军要么退了休，要么升了官（比如吴惟忠），但他的练兵方法却作为光荣传统流传下来，一代传一代，大致类似于今天的“钢刀连”“英雄团”。

    这四千人就是戚继光训练法的产物。时代不同了，练法还一样，摸爬滚打，吃尽了苦受尽了累，练完后就拉出去搞社会实践——打倭寇。

    虽说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已不存在，但毕竟当时日本太乱，国内工作不好找，所以时不时总有一群穷哥们跑过来抢一把，而戚家军的练兵对象也就是这批人。

    于是在经历了长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锻炼后，作为大明帝国最精锐的军队，打了十几年倭寇的戚家军（二代），将前往朝鲜，经历一场他们先辈曾苦苦追寻的战争。因为在那里，他们的敌人，正是倭寇的最终来源。

    和吴惟忠一起来的，还有另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骆尚志。

    骆尚志，号云谷，浙江绍兴余姚人，时任神机营参将。这人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猛，两个字就是很猛。据说他膂力惊人，能举千斤（这要在今天，就去参加奥运会了），号称“骆千斤”。

    虽说夸张了点，但骆尚志确实相当厉害，他不但有力气，且武艺高强，擅长剑术，一个打七八个不成问题。而不久之后，他将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人物。

    除了精兵强将外，这批戚家军的服装也相当有特点。据朝鲜史料记载，他们统一穿着红色外装，且身上携带多种兵器（鸳鸯阵必备装备），放眼望去十分显眼。这也是个怪事，打仗的时候，显眼实在不是个好事，比如曹操同志，割须断袍，表现如此低调，这才保了一条命。

    但之后的战争过程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深刻原理：低调，是属于弱者的专利，战场上的强者，从来都不需要掩饰。

    至此，大明帝国的两大主力已集结完毕，最优秀的将领也已到齐，一切都已齐备，摊牌的时候，到了。

    可是，在出发的前一刻，一个人却突然闯入了李如松的军营，告诉他不用大动干戈，仅凭自己只言片语，就能逼退倭兵。

    这个人就是沈惟敬。

    虽然宋应昌严词警告过他，也明确告诉了他谈判的条件，这位大混混却像是混出了感觉，不但不回家，却开始变本加厉，频繁奔走于日本与朝鲜之间，来回搞外交（也就是忽悠）。

    当他听说李如松准备出兵时，便匆忙赶来，担心这位仁兄一开战，会坏了自己的“和平大业”，所以一见到李司令员，便拿出了当初忽悠朝鲜国王的本领，描述和平的美妙前景，劝说李如松同意日方的条件。在他看来，这是有可能的。

    他唾沫横飞地讲了半天，李如松也不答话，聚精会神地听他讲，等他不言语了，就问他：说完了没有？

    沈惟敬答道：说完了。

    说完了就好，李如松一拍桌子，大喝一声：

    抓起来，拉出去砍了！

    沈惟敬懵了，他并不知道，李如松对于所谓和平使者，只有一个态度——拿板砖拍死他。

    老子手里有兵，杀掉他们就好，谈判？笑话！

    眼看沈大忽悠就要完蛋，一个人站出来说话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应试，时任参谋，虽说名字叫应试，倒不像是应试教育的产物，眼珠一转，拦住了李如松，对他说了一句话。

    随即，李如松改变了主意，于是吓得魂不附体的沈惟敬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暂时），被拖回了军营，软禁了起来。

    李应试的那句话大致可概括为八个字：此人可用，将计就计。

    具体说来，是借此人假意答应日军的条件，麻痹对方，然后发动突袭。

    示之以动，利其静而有主，益动而巽，是为暗度陈仓。

    ——三十六计之敌战计

    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二十六日，李如松率领大军，跨过鸭绿江。

    朝鲜国王李昖站在对岸，亲自迎接援军的到来，被人追砍了几个月，又被忽悠了若干天，来来往往，就没见过实在的，现在，他终于等来了真正的希望。

    但柳成龙却不这么看，这位仁兄还是老习惯，来了就数人数，数完后就皱眉头，私下里找到李如松，问他：你们总共多少人？

    李如松回答：四万有余，五万不足。

    柳成龙不以为然了：倭军近二十万，朝军已无战斗力，天军虽勇，但仅凭这四万余人，恐怕无济于事。

    要换在以往，碰到敢这么讲话的，李如松早就抄家伙动手了，但毕竟这是国外，要注意政治影响。于是李大少强压火气，冷冷地说出了他的回答：

    阁下以为少，我却以为太多！

    柳成龙一声叹息，在他看来，这又是第二个祖承训。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他认定，李如松是一个盲目自信、毫无经验的统帅。

    作为李成梁的家丁，祖承训身经百战，一向是浑人胆大，但自从战败归来，他却一反常态，常常对人说日军厉害，具体说来是“多以兽皮鸡尾为衣饰，以金银作傀儡，以表人面及马面，极为骇异”。类似的话还有很多，那意思大致是，日本人外形奇特，行为诡异，很可能不正常，属于妖怪一类，没准还吃人肉。

    应该说，这种观感还是可以理解的。战国时期的日本武将们都喜欢穿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比如黑田长政，每次打仗都戴着一顶锅铲帽（形似锅铲），而福岛正则的帽子，是两只长牛角，类似的奇装异服还有很多，反正是自己设计，要多新潮有多新潮。

    第一次见这副打扮，吓一跳是很正常的，但没过多久，祖承训这种妖魔化日军的行为就停止了，因为李如松收拾了他。虽然祖承训是他父亲的老部下，虽然祖承训从小看他长大，虽然祖承训也算是高级军官，但对于李如松而言，这些似乎并不重要。

    祖总兵被打了二十军棍，并被严厉警告，如再敢妖言惑众，动摇军心，就要掉脑袋。

    这些倒也罢了，问题是李司令不但容不下“妖言”，连人言也不听。祖承训几次建言，说日军士兵勇猛，武器独特，战法奇异，不可轻敌。李如松却丝毫不理。

    看到这幕似曾相识的景象，柳成龙绝望了。他曾私下对大臣尹斗寿说：提督（指李如松）不知敌情，却如此自信轻敌，此次是必败无疑了。

    而拜祖承训的宣传所赐，许多明军将领也对日军畏惧有加（毕竟都没见过），李如松却又狂得冒烟，对日军不屑一顾，很有点盲目自信的意思。总而言之，大家心里都没谱。

    只有一个人，知道所有的真相。

    虽然已过去了很久，李如松却仍清楚地记得，二十多年前，在一个又一个深夜，那个落魄的老人站立在他的身边，耐心地告知他所有的一切：他们从哪里来，来干什么，他们的武器战术，他们的凶狠残忍，以及战胜他们的方法。

    然后，他就离开了自己。很多年过去了，那个人的一切却始终牢牢地铭刻在脑海中，他的博学、教诲和那沧桑、期望的眼神。

    今日我所传授于你之一切，务必牢记于心。

    是的，我记得所有的一切，二十多年之中，一日也不曾忘却。

    这一刻，我已等待了太久。

    误会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四，在无数怀疑的眼光中，李如松带兵抵达了安定馆（《明史》为肃宁馆），在这里，他见到了前来拜会的日军使者。

    但这些人既不是来宣战，也不是来求和的，他们只有一个比较滑稽的目的——请赏。

    李如松的计策成功了，在他的授意下，沈惟敬派人向小西行长报信，说明朝同意和谈条件，此来是封赏日军将领，希望做好接待工作云云。

    要说这日本人有时还是很实在的，听说给赏钱的来了，小西行长十分高兴，忙不迭地派人去找李如松。

    一般说来，办这种事，去个把人也就够了。不知是小西行长讲礼貌，还是穷疯了，这次竟然派了二十三个人，组了个团来拿封赏。

    顺便说一句，这里的数字，源自我所查到的兵部侍郎宋应昌的奏疏，但据《明史》记载，是二十个人，而且事后剩余人数也不同。这也是没办法，明代史难度就在于史料太多，这本书这么说，那本书那么说，基本上就是一笔自相矛盾的烂账，类似情况多如牛毛。

    在本书中，但凡遇到此类头疼问题，一般根据顾颉刚先生的史料辨析原则，故此处采信宋应昌的奏疏。

    这二十三人到的时候，李如松正在大营里。他即刻吩咐，把带头的几个人请到大营，他马上就到。

    马上的意思，就是很快，当然，也是还要等一会儿。

    出事，也就是一会儿的事。

    李如松很懂得保密的重要性，所以沈惟敬的情况以及他的打算，只有少数几个人知晓，这中间不包括李宁。

    李宁是李如松的部将，性格简单粗暴，天天喊打喊杀，这天正好待在大营外，先听说来了日本人，又听说李提督要处理这些人，当即二杆子精神大爆发，带着几个人，这就进了大营。

    一进去，李宁二话不说，拔刀就砍。日本人当时就傻了眼，两国交战还讲究个不斩来使，来讨赏的竟然也砍？于是仓皇之间，四散逃命。

    由于李宁是自发行动，又没个全盘计划，一乱起来谁也不知怎么回事，一些日本人就趁机逃掉了，于是乱打乱杀之后战果如下：生擒一人，杀十五人，七人逃走。

    等李如松“马上”赶到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么个一地鸡毛、狼狈不堪的场面。他当即暴跳如雷。因为这个傻大粗不但未经命令擅自行动，还破坏了他的整体计划。

    李提督自然不肯干休，当即命令，把李宁拉出去砍头。

    但凡这个时候，总有一帮将领出场，求情的求情，告饶的告饶，总而言之，要把人保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