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了，我曾经的朋友，再见了，我曾经的同僚，你的雄心壮志，将由我去实现。

    其实我们本是同一类人，有着同样的志向与抱负，我也不想坑你，但是很可惜，那个位置实在太挤。

    大臣是我的棋子，皇帝是我的傀儡，天下在我的手中，世间已无人是我的对手。

    好吧，那么开始我的计划吧，现在是时候了。

    一般说来，当官能混到张居正这个份儿上，也就算够本了。

    高拱走了，内阁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但凡有什么事情，都由他批示处理意见，批完后，去找死党冯保批红、盖章。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而皇帝同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这位仁兄刚十岁，能看懂连环画就算不错了，加上皇帝他妈对他还挺暧昧，孤儿寡母全指望他，朝中大臣也被他治得服服帖帖，也就是说，从高拱走的那一刻起，大明王朝的皇帝就改姓张了。

    综观中国历史，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做文官能做到连皇帝都靠边站，可谓是登峰造极了，要换个人，作威作福，前呼后拥，舒舒坦坦地过一辈子，顺便搞点政绩，身前享大福，身后出小名，这就算齐了。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张居正不是小名人，是大名人，大得没边，但凡有讲中国话的地方，只要不是文盲村，基本都听过这人。

    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是因为他干过一件事情——改革。

    什么叫改革？通俗的解释就是，一台机器运行不畅，你琢磨琢磨，拿着扳手螺丝刀上去鼓捣鼓捣，东敲一把，西碰一下，把这玩意儿整好了，这就叫改革。

    看起来不错，但要真干，那就麻烦了，因为历史证明，但凡干这个的，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其结局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改了之后，被人给革了，代表人物是王安石同志，辛辛苦苦几十年，什么不怕天变，不怕人怨，最后还是狼狈下台，草草收场。

    另一种则更为严重，是改了之后，被人革命了，代表人物是王莽。这位仁兄励精图治，想干点事情，可惜过于理想主义，结果从改革变成了革命，命都给革没了。

    由此可见，改革实在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两个字——利益。你要明白，旧机器虽然破，可大家都要靠它吃饭，你上去乱敲一气，敲掉哪个部件，没准就砸了谁的饭碗，性格好的，找你要饭吃，性格差的，抱着炸药包就奔你家去了。总之是不闹你个七荤八素誓不罢休。

    如果把天下比作一台机器，那就大了去了，您随便动一下，没准就是成千上万人的饭碗，要闹起来，剁了你全家那都是正常的。

    所以正常人都不动这玩意儿，动这玩意儿的人都不怎么正常。

    然而张居正动了，明知有压力，明知有危险，还是动了。

    因为他曾见过腐败的王爷、饿死的饥民、无耻的官员；因为他知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因为他相信，穷人也是人，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利。

    因为在三十余年的钩心斗角、官场沉浮之后，他还保持着一样东西——理想。

    在我小时候，一说起张居正，我就会立刻联想到拉板车的。拜多年的教育所赐，这位仁兄在我的印象里，是天字第一号苦人，清正廉明，努力干活，还特不讨好，整天被奸人整，搞了一个改革，还没成功，说得你都恨不得上去扶他一把。

    一直十几年后，我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这位张兄弟既不清正，也不廉明，拉帮结派打击异己，那都是家常便饭。要说奸人，那就是个笑话，所有的奸人都被他赶跑了，你说谁最奸。

    更滑稽的是，不管我左看右看，也没觉得他那个改革失败了，要干的活都干了，要办的事都办了，怎么能算失败？

    所以我下面要讲的，是一个既不悲惨、也不阴郁的故事，一个成功的故事。

    在张居正之前，最著名的改革应该就是王安石变法，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失败了。

    为什么会失败呢？

    对于这个可以写二十万字论文的题目，我就不凑热闹了，简单说来一句话：

    王安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自以为聪明，而张居正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自以为愚蠢。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东西，必有其合理性，否则它就绝不会诞生。而王安石不太懂得这个道理，他痛恨旧制度，痛恨北宋那一大帮子吃闲饭的人。但他不知道的是，旧有的制度或许顽固，或许不合理，却也是无数前人伟大智慧的结晶。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都是无与伦比的聪明人，比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要聪明得多，僵化也好，繁琐也罢，但是，有效。

    所以这位老兄雄心勃勃，什么青苗法搞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搞到最后却不能用，所以，白搭。

    而张居正就不同了，他很实在。

    要知道，王安石生在了好时候，当时的领导宋神宗是个极不安分的人，每天做梦都想打过黄河去，解放全中国，恨不得一夜之间大宋国富民强，所以王安石一说变法，就要人有人，要钱有钱。

    相比而言，嘉靖就懒得出奇了，反正全国统一，他也没有征服地球的欲望，最大的兴趣就是让下面的人斗来斗去。张居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从小翰林到大学士，他吃过苦头，见过世面，几十年夹缝中求生存，壮志凌云，那是绝对谈不上了。

    所以在改革的一开始，他就抱定了一个原则——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具体说来，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饭碗，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我去改革，大家少贪点，各吃各的饭，互不干扰。

    改而不革，是为改革。

    似乎上天也想成全张居正。他刚接任首辅，大权在握不久，就获知了另一个好消息——高仪死了。

    高仪同志不愧是天下第一老实人，自从高拱被赶走后，便开始寝食不安，唯恐张居正手狠心黑，连他一锅端了，日复一日，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一个月后就吐血而死，去阎王那里接着做老实人了。

    对高仪的死，张居正丝毫不感到悲痛，因为从根子上说，他和高拱是同一类人，却比高拱还要独裁，看见有人在眼前晃悠就觉得不爽，管你老实不老实，死了拉倒。

    其实这也怪不得张居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人大都逃不过“四同”的结局：同舟共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同归于尽。

    于是自嘉靖登基时起，经过五十余年的漫长斗争，张居正终于一统天下，上有皇帝他妈支持，下有无数大臣捧场，外有亲信戚继光守边界，内有死党冯保管公章，皇帝可以完全无视，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真皇帝还皇帝，一呼百应，真正实现了团结。

    把所有不服你的人都打服，敢出声就灭了他，所有人都认你当大哥，这就叫实现团结。

    团结之后的张居正终于可以实现他的理想了，这就是后来被无数史书大书特书的“张居正改革”。

    说起改革，总有一大堆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背景、意义等等。当年本人深受其害，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就不啰嗦了，简单说来，张居正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叫做一条鞭法。这个名字很不起眼，但这件事情却极其重大，用今天的话说，那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因为这个跨时代的一条鞭法，改变了自唐朝以来延续了八百余年的税制，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

    上面这段话是我在历史论文中用的，看了头晕也别见怪，毕竟这话不说也不行，把伟大意义阐述完了，下面说实在的，保证大家都能看懂：

    自古以来，国家收税，老百姓交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朱重八等人不是慈善家，出生入死打江山，多少得有个盼头。

    怎么收税，各朝各代都不同，但基本上税的种类还是比较固定的，主要分为三块：

    一是田税，皇帝拼死拼活抢地盘，你种了皇帝的地，自然要交钱。

    二是人头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都是他的资源），有几个人交几份钱，这是义务。

    三是徭役，说穿了就是苦力税，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遇到修工程、搞接待的时候，国家不但要你出钱，有时还要你出力。两手一起抓，一个都不能少。

    有人可能会说，要是我那里都是山，没田怎么办呢？或者说我有田，但不种粮食，又怎么办呢？这个你不用担心，国家早就替你想好了，权利可以不享受，义务绝对跑不掉。

    简单说来是有什么交什么，山里产蘑菇，你就交蘑菇，山里产木材，你就交木材，田里要种苹果，你就交苹果，要种棉花，你就交棉花，收起来放仓库，反正一时半会儿也坏不了。

    个把“刁民”可能会问：那我要是捕鱼的渔民呢，你又没冰箱，鱼总不能放着发臭吧？

    嘿嘿，放心，朝廷有办法，做成咸鱼不是照样交吗？跑不了你小子。

    中国的老百姓上千年就背着这么三座大山，苦巴巴地熬日子。

    实事求是地讲，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除了某一些丧心病狂，或是急等用钱的人外，对百姓负担还是很重视的，田赋的比例基本都是二十比一（5%），或是十比一（10%），能收到五比一（20%），就算是重税了。

    从这个数字看，老百姓的生活在理论上，还是能够过下去的。

    不过很可惜，仅仅是理论上。

    说起来是那么回事，一操作起来就全乱套。

    因为在实际执行中，各级官吏很快发现，能钻空子捞钱的漏洞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你交苹果，他可以挑三拣四，拿起一个，说这个个头小，算半个，那个有虫眼，不能算。你交棉花，他可以说棉花的成色不好，抵一半，你也只能回家再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