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华封是在感叹，杨锐只感觉他可能是在要钱，狐疑而小心的道：“工部是不是资金又不够了？”

    杨锐只把徐华封问的一愣，其实他是觉得科研如登山，光努力是没用的，虽然杨锐提供了不少有用的神秘资料，但那只是方向，真正想实践成功研究出制造工艺还是要靠运气。这是他身为一个工部尚书、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想法，但杨锐的问话却又让他感觉，给工业和实验室提供资源的总理也是极为不易。对没钱的百姓没什么，对有钱的士绅来说，税务局就像强盗一般横夺民财，什么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遗产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消费税、城建税……，林林总总近二十种，不管是国外有的，还是国外没有的，都开始在国内征收，弄得士绅们常常高呼：‘复兴会万税！杨竟成万税！大中华国万税！’

    好在这些税收的主要征收对象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基本不涉及佃户，也少有涉及到自耕农，加上军队、警察、税警、农兵四者在手，开国后一千多起暴力抗税皆被镇压，超过五千人被税务法庭审判，一千多人被枪决，这才把士绅抗税的风潮给压下去！在某一次新闻发布会，杨锐就此曾对中外记者转引美国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在大中华国，只有死亡和纳税不可避免！谁拒绝纳税，那谁就是整个国家的敌人！

    总理如此说，洋记者可以理解，但因为某种原因。他们却在英文报纸说什么‘本届内阁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收税，没有之一’。洋人一鼓捣，那些身着洋装的西化分子、心怀叵测的宗社党、卖国以求救国的孙汶党就开瞎起哄，特别这些人将开国之后税赋翻倍增长之事拿出来蛊惑人心，弄得舆论哗然。国会因此也质询内阁，但税务局一份准备好的中日两国税赋对比报告扔了出去，狠狠的给了这些人一耳光。

    按照中日两国政府的公开数据，神武元年日本税赋总额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三点四，并自明治维新以来的这几十年，日本税赋比例都在百分之二十至四十之间。最低者也就是神武前九年（1903）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四；而中华税赋总额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一点五，不及日本最低额的一半，平均额的三分之一。

    国税局报告如此说，又让躲在租界的宗社党欣喜万分，新朝每年六亿多两税赋还说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一点五。那‘我大清’收三亿多两岂不是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五？可还没等遗老们高兴多久，另一份报告又反手再给他们一记耳光，那就是满清时虽然最高只有三亿多两的税收，但正所谓‘明税轻、暗税重、苛捐杂税无底洞’，在满清咸丰之后，百姓实际的税赋已经达到或者超过百分之十，雍正之后也超过百分之五，只把康熙永不加赋的脸皮剥的一干二净。

    因为租界的存在。宣传战线的斗争是丰富多样的，也因为士绅的抗税和走私的泛滥，这两年国税局每天都有税警殉国。死的人不必打仗少多少。徐华封想到这些事情，忽然感觉杨锐这个总理也难，他拉着杨锐的肩头道：“难啊！都难啊！”

    “我们只是难，但再难也没有百姓苦！”徐华封想着大家都难，但坐在总理位置上的杨锐却知道百姓的境况到底如何：住窝棚的、一家只有一件体面衣裳，裤子要轮着穿的、春夏之交吃野菜的、喜宴上只见木鱼不见真鱼的、因为怕养不活女孩溺死、男孩卖掉的……百姓真是太穷了。要从这些人手里收税。国税局的税务员很多上班一日就辞职，有些会员更直接给杨锐上书。说百姓太苦，去收税实在于心不忍。杨锐无奈之下只有写了一份公开信。告诫诸人如果不收税，那一定还有有马关之耻、辛丑之痛，到时候赔款就不是两亿、四亿五了，而是要赔十亿甚至是二十亿。

    “华封先生，百姓扣牙缝的钱都被我们拿来建国有企业，要是往后那个王八蛋要搞什么国企私有化，或是中饱私囊，我杨竟成第一个毙了他！”杨锐想着后世种种，牙齿不由咬的咯咯直响，杀气腾腾。平心而论，他是一个愤青，而之所以愤，便是因为见不得不平之事，革命种种虽然让他心性扭曲，但希期望万事公平还是他的本性。

    徐华封和杨锐的对话旁人大多没有听见，但这句‘我杨竟成第一个毙了他’因为说的响亮，其他诸人闻声都是吓了一跳，总理身着文官官袍，虽然高大但却和蔼，可千万别忘了，他可是杀人造反开国的，杀心不减。

    其他人心都是悬的，徐华封却没有感觉，他道：“那要是像以前轮船招商局那般怎么办”

    “喏，”杨锐瞥向发动机厂总办姜立夫，“培养职业经理人，给这些人发股票。西洋有些公司也不是股东亲自管理，把公司交给专业的人管，也能发展壮大。他们创造的那一部分利润，切一片给他们，那这些人就有积极性了；再有就是国企里采取聘用制，真要是铁饭碗端到死，那就分不清是养老院还是商业公司了。”

    大中华国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人先进性之说，这就让杨锐可以放手压榨工人，徐华封不明白后世铁饭碗之弊，他只认为前者有效，捻胡子的同时，开始注意起姜立夫这个年轻人来。

    在省长孙松龄的安排下，杨锐是先参观电解铝厂，再是铝合金厂，再是发动机厂。工厂产区很大，光是巨大的电解车间就转悠了半个多小时。电解车间走廊宽阔，走在其中的杨锐感觉像是在后世的游戏机厅，还是没人的上午——这些电解槽的模样像极了后世的电子游戏机，它们一个个并排而立。粗大的电线从车间顶端的支架上伸下来，插入电解槽内。每一个电解都在工作，每隔一段时间，工人就要把电解槽内的液铝用虹吸管吸入保温桶，待一个保温桶装满。这些铝液将送至出铝车间去除杂质，而后要么直接冷却出锭，要么送至铝合金车间熔铸铝合金。

    杨锐对铝电解技术并无了解，也不需要了解，他只关注关注铝的成本，他打断虞德昌的介绍。问道：“一吨铝成本大概在多少？”

    “成本……”总办虞德昌并不惊讶，天字号是有成本会计的，各项成本都很明晰，当下道：“回大人，每吨核算下来大概在一百金镑到一百零五金镑金镑之间。”

    “一百到一百零五金镑？这不是比铜还贵。我记得铜价也就是四百五十两一吨，合六十多英镑。”杨锐重复道，现在国际通用货币是英镑，所以他还要把英镑乘以五换算成美元。世界铝业发展的简报用的货币单位是美元。

    见杨锐嫌贵，虞德昌再道：“总理大人，按照美国人的技术，每生产一公斤铝就要二十八度电，一度电则要两公斤煤。这也就是说造一吨铝需要五十六吨煤，煤价四两半这就要两百五十多两了；铝土要用烧碱溶解提纯，烧碱的用量不小。析出三水铝石之后还要焙烧，人工不少钱，但最后大的一块是固定资产折旧，这些合拢就有这么多了。”

    “按你这么算，这中间的差距不小啊，为何产铝的工厂那么少？”杨锐不好告诉他侯德榜制碱已经在沪上启动了。以后的烧碱成本定会直线下降，他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一吨铝能赚两三百美元。为何世界产铝量那么少。

    没想到杨锐是问这个，虞德昌松了口气。道：“大人，西洋那些铝厂都是几百吨、几十吨的小厂，且煤和铝土共处一地还是少见的，即便是有这样的地方，可小厂也是要建电站，要有溶出车间、析出车间、焙烧车间，要不然没办法电解，所以产量小的工厂固定成本就高……，他们的成本要比我们的高不少，一般每吨都要超过一百一十五金镑，在一百二十金镑左右。加之铝的用量不大，需求少，那自然产出就少了。”

    需求少自然产出少，虞德昌此言完全正确。杨锐稽首间已经离了电解车间，走向车间头上的出铝车间。电解槽出来的铝液比铝的熔点高三百度，这些铝液装进保温桶之后，可以存放不少时间，因为如今铝合金的用量不大，所以很多生产好的铝锭就整整齐齐的码在仓库里，少有销售。

    虞德昌不明白朝廷和工部为何不急于卖出铝锭，他只觉得要是只生产不销售，那终究一天这铝厂要资金链断绝而办不下去的。此时刚好见杨锐看些那些铝锭，他便婉言道：“大人，工厂开工之后，却是有不少洋行来此洽谈代销……”

    杨锐明白他的担心，但却不好说不卖铝的原因，只问道：“这样生产一吨铝不卖，需要多少钱付给工人和供应商？”

    煤矿是国企，烧碱也来自沪上化学工业园，唯有一些电解槽阳极碳棒还有一些机器耗件要外购，而后就是工人工资了，可电解厂工人不多，五千吨的厂也就是只有两千多人。虞德昌脑子转了一圈之后，道：“回大人，一吨铝大概要付出一百七十多两。”

    “那就先囤着吧。你没听说洋人就要打仗了吗？”杨锐笑道。

    ‘洋人就要打仗了’是杨锐的口头禅，是他用来说服内阁和国会的，而内阁和国会又传给报界，弄得这句话已经变成了玩笑话。华洋对辩说不过的时候，就会有人来这么一句：‘二毛子别神气，没听说洋人就要打仗了吗？’。先知的论断变成唱衰洋人的口头禅，杨锐对此很无奈，但幸好说的人越多就越没人信，他也就放心了。

    杨锐‘洋人就要打仗’的口头禅一出，虞德昌只是发愣，旁边的孙松龄、徐宝毓、姜立夫几个都是笑了，这句话他们知道是某次国会质询时，杨锐忽悠那些反对党用的。

    大家笑过，杨锐也笑道：“一年五千吨，六家飞机差不多就需要一吨铝。三万架飞机就够五千吨了。你放心吧，有铝合金在，铝一定会供不应求的。再说现在铝这么贵，还是因为电解效率太低了，一公斤铝就要二十八度电。实在是太高了。”

    杨锐一开口就说三万架飞机，把诸人都吓一跳，唯有徐宝毓知道铝合金用处，更因为在欧洲呆得久，明白那边的形势确实是战争一触即发，不断的点头。至于三万架飞机。他不知道洋人打起来会造多少架飞机，但那铝锭是可以久放的，卖不出去无非是占用银钱罢了，并不要紧。

    为了节省铝液再加热成本，铝合金车间几乎是连着出铝车间。不过因为保密原则，虞德昌行到铝合金车间门口就退了回去。

    铝合金车间极高，因为里面也有个水压机，虽然只是五千吨，但高度和气势并不比南京造船厂的那万吨的弱多少。杨锐和徐华封还在电解车间之时，就听闻这边的轰隆轰隆作响，现在一进车间，便看到那台近二十米高的水压机。此时机器正在运转。虽是远远的站着依然能感受到锻造时的那种炽热和压迫。不过和杨锐想象的不同，水压机下横梁只会缓慢下压，而不是像气锤那般急速往下锤击。想到此杨锐忽然自嘲笑道。“我以前还以为它是像锤子一般使劲锤的，没想到居然只会压。”

    一个铁了心要买水压机的人居然从来不知道水压机是怎么工作的，这让旁边的几个总办一点也笑不出来，他们反而觉得杨锐可敬，发动机厂总办姜立夫解释道：“总理，这水压机是靠高压水泵蓄能的。所以只会下压。方法虽简单，但用处极大。飞机发动机的曲轴在没有水压机之前，只能铸造一千公斤的钢锭。然后再用车床车到四十五公斤，这么费时不说，造出来的曲轴也不耐用，前期的发动机只有五十小时寿命，正因为此。”

    “那现在呢？”杨锐知道水压机重要，却没有具体的对比数据，姜立夫的话让他很感兴趣。

    “回大人，现在发动机寿命均在一百五十个小时以上，生产也容易，曲轴熔铸之后交由水压机锻模压制，而后再适当车削即可，比以前快了二十倍不止。”姜立夫道。

    “哦……那现在是在压曲轴？”杨锐满意的点头。看着水压机巨大的下横梁提了上去，工作台外移，知道这一次锻造应该是结束了。

    “总理，这不是在锻曲轴，是在锻飞机上用的机翼肋条。”徐宝毓虽然不知道生产计划，但一看那工作台压模的式样，便猜到是锻肋条。俯冲轰炸机需要更高的机体强度，机翼、尾翼这些易折断的地方是要用锻造材料的。他说罢之后，对人身边跟着的车间主任说句什么，很快几个锻造好的零件便送了过来。“总理，小心毛边，这铝合金极为坚硬锋利。”看到杨锐想去摸那些零件，徐宝毓赶紧道。

    送来的是飞机上各种零件，起落架、框架、肋条、动环、不动环，杨锐居然还看到了活塞头，他拿起活塞问道，“这铝的熔点不是很低吗，怎么可以用在气缸里？”

    “总理，这活塞头还会再套一个钢质缸套，只要膨胀系数合适，两者紧固便好了。飞机重量中发动机重量占三分之一左右，只要能降低发动机重量，那就相当于增加了功率。现在昆仑三型比二型只重了八点四三公斤，就是源于活塞换成了铝制的。”姜立夫说道。

    “那能不能按照这个意思，把整个发动机也换成铝的？”杨锐问道，他以前去各地看水果的时候，就常租一辆五菱面包车四处转悠，那车底盘高还能拉能人，很是方便。“这样的话整个发动机就轻了。”他说完又担心现在的技术水平达不到，又笑道：“我纯粹是外行，这也纯粹是瞎想。”

    姜立夫倒是在思索这他的提议，扶着眼镜好一会才道：“总理的想法很好，我回去之后可以在液冷发动机上试一试。气冷星形发电机如果用铝制材料散热终究还是一个大问题。”

    没说好和不好，而是要试了再说，杨锐喜欢这种态度，当下向他点点头，而后转问徐宝毓道：“现在五千吨水压机够用吗？”

    “啊……”徐宝毓有些失声，五千吨专用于铝合金锻造，这已经很让他心花怒放了。而总理如今这般问，似乎还嫌五千吨不够大。他道：“总理，这五千吨水压机用于飞机锻造已经足够了，但如果飞机的重量速度增加，那水压机才要增大。”

    一战时战斗机很多不到一吨，二战时才大多四五吨，完全不像后世那般二三十吨。由此，一战的飞机对锻压要求极少，只在二战的时候速度、重量都提升，德国才造了几部万余吨的液压机，最大的一部也是三万吨，所以现在徐宝毓并不觉得水压机是材料加工的短板，他反倒想起车间的另一部机器，便道：“总理，现在欠缺的还是铝板轧机。一千一百二十公厘的宽度……要是能在再宽一些就好了，这样机翼和机身所需要的铆接工作就会减少很多，材料强度也会提高不少。”

    听着侄孙提出过分要求，徐华封咳嗽一声道：“这已经是全世界最宽的了，你要更宽的，把我这把老骨头拿去吧。”

    徐华封如此，只让徐宝毓不敢再言，杨锐则笑道：“是要再宽一些的，可就连这部也是专门定制的，没有比这更宽的了。要想更宽，那就要……还是等华封先生赶着下边那帮人造吧。”

    车床、通用零部件、仪器仪表、这些工厂都在太原，杨锐当时只是在那边转了一圈便走了，根本就不了解情况。徐华封很是凝重道：“造也是能造，但要有人啊，”他说完眼睛在身边几个年轻人脸上转了一圈，再道：“以后还是要靠你们啊！”

    徐华封这话只说到他们这几个年轻人心里，从徐寿第一代人办洋务开始，他这一辈算是第二代了，现在中国买进了不少先进设备，但只会使用，简易维修也行，大修之类却是难以解决的。真想自己能设计制造水压机、宽幅铝板轧机，那还是要看清末和开国这几年派出去留学的第三代。

    徐华封话语沉重，弄得年轻人都不敢在说话，杨锐见此宽慰道：“还是不要去想目标吧，应该想今天比昨天多会了什么，每天往前一小步，那一年就是一大步，最重要是需不断往前，不急不躁也不停，这样才能把工业建设好。铝合金算是看过了，这东西念叨了好多年，能在办成今天这样，我很满意，你们都辛苦了！”

    杨锐说着向他们几个作揖，这些被徐华封弄得很是沉重的年轻人赶忙让开不受这礼，气氛由此活跃起来。出了铝合金厂之后，杨锐问向徐华封：“被你这一说，他可要几天睡不着觉了，毕竟还年轻，他说的也不是没道理，轧机是要宽一些的，一米一二还是不够宽。”

    “家教如此吧。”徐华封目光凝重，他想起了父亲，“当初家严在的时候，我和家兄遇到什么难题，需更好的机器、更好的材料，家严就是这般训斥我们的。竟成，当时朝廷可不是像你这么全力支持工业啊，很多时候我们是有条件上，没条件也要想法子上。对比以前，他们条件真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我就怕这样把他们惯坏了，机器毕竟是死的，人才是活的，只会一心想着更好机器和材料的人,不会太有出息。”(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