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粟校尉乃是专门负责农业生产的职位，汉武帝晚年便曾任赵过为搜粟校尉，推广代田法。

    作为乡中力田小吏，视赵过为偶像的氾胜之对这个职务是可望不可及的，直到五年前，还在济阴郡的他本以为攀上了西安侯这根高枝，可以走一走捷径，不说一步到位，也能爬得快一些。

    没想到说好的三年之期，却因为地震等事一拖再拖，西安侯国的作物已经从大地震里恢复，试验田的亩产也飙到了惊人的十五石每亩，但西安侯就是不兑现承诺。

    岂料，在任弘当上大司农后，一甩手就让不到三十岁年纪的氾胜之，成了他梦寐以求的搜粟校尉！

    千石银印很轻，但捧在手里又很重，氾胜之有些失神，倒是任弘拍着他说，是对他六年如一日在西安侯国，不但改进区田法，还将任弘从西域送回来的几乎每一种新作物都钻研透的奖励。

    如此一来，那些在地方上钻研的农事之学，不就能名正言顺推广了？

    但如何做还是任弘拿主意，氾胜之只管提供技术，任弘道：“区田法与代田法不同，只能在关东地少人众之地推行，亦既每县万户以上郡国。”

    区田法是专门为耕地较少的小农打造的法子，在有限耕地上加大人力投入，精耕细作外加施肥，达到亩产倍增之效，地广人稀用代田法耕作的大农场根本就没必要，推广了甚至会适得其反。

    所以任弘没有不假思索一刀切，非要全国看齐，而是细细甄别了一番。

    “平均每县万户以上郡国，一共二十九个。”

    眼下，任弘就指点着地图，让氾胜之知道他的第一批工作地点，相当于每个县的户口是敦煌郡两倍人数，才有必要行区田法。

    “司隶有京兆尹、右扶风、弘农郡、河东郡、河内郡、河南郡。”

    “兖州有东郡、东平国、城阳国、济阴郡。”他们算过之后，发现氾胜之的老家济阴郡，才9个县，每县竟三万户，十多万人口，为天下人口密度之冠，难怪氾胜之在那儿的粮食压力下，费尽心思鼓捣增加亩产的办法。

    “冀州有魏郡、清河郡、赵国、中山国、信都国、河间国。”

    “豫州有陈留郡、颍川郡、沛郡、淮阳国。”

    “青州有济南郡、齐郡、淄川郡；徐州有鲁国、彭城郡（楚国）、益州有广汉郡、蜀郡。”

    “荆州则仅有南阳郡。”

    这一比较下来，谁菜谁知道，大汉哪个刺史部人口密度大便一览无遗。司隶、兖、冀、豫的人口已经不堪重负，而并、幽、扬、凉、交六州地广人稀，急需人去填满。

    若能损有余以补不足无疑是最佳的，国家推行的移民已在渐渐进行，但非自发的移民费时费力，代价大不说，迁移走的人可能还没新生的多。

    而人口繁众的各郡蛋糕就那么大，非要派酷吏将每一个大小地主统统打了均田地，也起不了大用，该饿还是会饿。

    所以任弘以为，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要发展生产力！

    区田法的推行，至少能让这些郡亩产上一个档次，让小农家多点收成，给移民拓边赢得时间。

    “但当年赵过推行代田法，亦是先在行宫、离宫闲地上开田试之；进而推广至三辅、京畿公田；最后才是边郡农都尉之田和河东等地。”

    任弘以为，这种循序渐进是必要的：“明年先从司隶校尉和青州的几个郡开始，东西两开花，后年再全面推行至中原各郡国。”

    也不能按西安侯国那边不计成本的试验田来要求各地，能让亩产增加三至五成便是极善。

    末了，任弘对氾胜之感慨道：“胜之，我可是连上三道奏疏，陛下才允许你以侯国家臣身份，直接为搜粟都尉，若是出了差错，我身为举主，亦是要受责的。”

    氾胜之十分感激，连忙保证，自己一定兢兢业业，这次咱们不说大话，不乱搞什么亩产百石的赌约……

    “赌还是要赌。”

    任弘却道：“籍田令之事你也一并做了，每逢开春，天子要带着皇后及百官，在宗庙社稷之田行籍田礼，当然，只是推一推犁而已，这田地还是要交给籍田令来管。”

    “届时，便安排你从西安侯国带来的人，将天子亲耕过的地，用区田法加熟粪耕之，不计成本，等入秋时，也弄个亩产十四五石出来，可能做到？”

    “能！”氾胜之再度立了誓，却不明白任弘为何要如此，他不是在西安侯国证明过了么。为何关中也要搞投入远大于产出的试验田？

    技术人员果然不懂如何运营和推广，任弘笑而不言，心中却道：

    “关中一般良田亩产不过四五石，儒生们连禾生双穗也是能当祥瑞的，看到亩产十余，还不得争先恐后吹嘘丰年，等到出征匈奴时，就不好说什么天下五谷不登了。”

    “再者，大将军时关中多旱，籍田都会欠收，若亲政之后，天子所籍之田得粮十余石，那皇帝是不是特有面子？”

    ……

    任弘特地调来大司农的第二个人，叫耿寿昌，三十余岁年纪，乃是巴郡人，口音很重，好在将任弘养大的夏丁卯也是巴蜀人，还算听得懂。

    而一抬头，任弘发现，耿寿昌居然是斗鸡眼。

    这个特征估计没少被人嘲笑，甚至影响到了仕途，耿寿昌连忙低下头，看到了任弘刚刚授予的银印黑绶，心里有些激动，但更多是迷茫。

    跟苦等了快六年的氾胜之不同，耿寿昌与西安侯素未谋面，在他接到调令，让他入京为“太仓令”，主持天下仓禀之事时，虽然心中喜悦，却也不明白，高高在上的大司马卫将军因何看中了自己这个郡仓曹掾。

    任弘道：“我看过你提议在边塞设常平仓的奏疏。”

    那是几个月前的事了，奏疏石沉大海，没想到西安侯竟知道！

    任弘是从尚书台翻出来这奏疏的，当时大将军霍光病笃，朝政耽搁，故耿寿昌的提议没有引起注意：“你奏请说，应在边郡普遍设置粮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

    这一提议是与对匈战争筹备相适应的，调集十几二十万大军，外加几十万牲口的军事行动，人吃马嚼消耗巨大，边郡根本承担不住，而若是设立常平仓，提前几年就开始囤积粮食，到时候就不必一次性发动那么多民夫千里挽粟了。

    任弘让耿寿昌细细说说他的计划，耿寿昌便低着头讲了起来，声音有些紧张，大概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官。

    “天下水旱无常，一百余郡国，一些地方连年丰收，谷价有贱到一石五钱，甚至有每石八钱者，农人少利。不如由大司农出面收购谷物，一来让百姓不至于血本无归，能赚点钱交赋税，二来，也能获得谷物，派役夫运往边塞囤积。”

    “此外，每年从关东向京师漕谷四百万斛，用漕卒六万人，费用过大，不如从近处三辅、弘农、河东等地籴谷以供京师，可省关东漕卒过半。”

    听得出来，这是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法的延续，《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桑弘羊将其总结成了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

    看来这耿寿昌《管子》学的不错，这本书相当于大汉的《国富论》，是指导经济活动的理论依据，重点是“轻重之术”，国家以商人姿态直接进入商业领域获取经济利益，只要学过的人，都成了醇儒口中的“功利之辈”。

    说到这，看耿寿昌有些紧张，任弘停下谈论公务，而说起他的兴趣来，在征调此人前，任弘是派人细细打听了解过的。

    “我观巴郡上计，里面说你善于计算，能商功利，长于运筹，还在公务之余，修北平文侯所作《九章算术》？”

    耿寿昌连忙道：“北平文侯作《九章》至今百年，太初之后，亩产等略有变动，下吏又以为略简，便私自添了些上去，不敢言修书。”

    这却是他谦虚了，原本的历史上，很多人知道九章算术始于张苍，却鲜少有人晓得，它最终成于耿寿昌之手。

    这是一个民间数学家啊。

    这点任弘倒是不惊奇，因为有了张苍开的好头，汉朝官吏沉迷数学的不在少数，连儒生也对这种“君子六艺”之一的学科投入了不少精力。而官吏考核升迁里，想从百石以下少吏斗食成为端铁饭碗的长吏，有几个标准是必须达标的。

    其一，能书，也就是能识字写字；其二，知律令，了解基本的法令；其三，会计，懂得基本的算数，而会的标准就是……

    会背“九九术”，也就是后世的九九乘法表，只不过是从九九八十一往下背起。而若是想要在专门管钱粮的大司农任职，还要精通简易版的九章算术《算数书》，里面涉及的内容有加减乘除的计算，以及税收、价格、面积、容积等的计算方法。

    聊了会他擅长的算术，耿寿昌稍微放轻松了点，没初见那么紧张了，甚至主动对任弘示好道：“下吏也有幸，读过君侯《雷虚》一篇，真是惊为天人。”

    “哦？拙作都传到巴蜀去了？”

    “早就在成都传抄，也传到了阆中穷乡僻壤。”耿寿昌道：“不瞒君侯，下吏乃是落下公同乡，落下公归乡后，我曾前往拜访，有幸拜为弟子，得其遗书一卷，故亦好观天象，常仰头望日月星辰。”

    所以，你的斗鸡眼就是盯太阳月亮星星盯出来的？任弘知道，耿寿昌口中的“落下公”乃是汉武帝时的大天文学家落下闳，跟司马迁一起修订了太初历，还制作了第一台浑天仪，提出了浑天说，跟传统儒生的世界观盖天说争锋相对……

    “下吏在巴郡观《雷虚》时，便与同门打赌，我料定……”

    耿寿昌再度抬起头，斗鸡眼盯着任弘：“君侯定持浑天之说，而否盖天说！”

    任弘知道，这盖天说和浑天说都是汉人的宇宙观，盖天说比较早，从商周到春秋战国一直盛行，简单来说就是……天圆地方。

    盖天说以为，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穹隆状的天覆盖在呈正方形的平直大地上，地的周边有八根柱子支撑着天，这一点圣人孔子背过书的：“天道日圆，地道日方。”

    浑天说就很新颖了，是落下闳首倡，说简单点就是……认为大地就像一个鸡蛋黄，是圆的！而天则是鸡蛋清，将蛋黄紧紧包裹，还有很多水，这便是将大地包围的大海。

    自浑天说诞生后，没少被盖天说非难，儒生多持盖天说，因为要证明天高高在上，天人感应才能讲得通，浑天歪理邪说，蛋黄和蛋清哪有什么尊卑之别？

    两者之间的争斗，虽不像后世地心论和日心说那般不死不休，但也是两种哲学和世界观的较量——究竟是相信肉眼经验、圣人之言，还是相信专业的天象仪器观测。

    不过话说回来，这耿寿昌脑子确实很轴，哪有第一次见上司就追问学术倾向的啊，若任弘说不是，那岂不是尴尬无比？

    但任弘却是一笑：“我究竟从哪一种学说，一句话你便知晓。”

    “屈原《天问》曾言，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浑圆为圜。”

    任弘指着脚下大地道：“地，我喜称其为‘地球’。”

    “地球，当然是圜的！”

    ……

    PS：盖天说和浑天说的大辩论，就发生在西汉末年，扬雄拥护浑天说，提出“难盖天八事”来责难盖天说。而年代较早的耿寿昌是浑天仪的改进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