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到了十二月末，也就是俗称的岁末，由朝廷一方的大梁府牵头，大梁城内开始张灯结彩，准备同贺新年——即『洪德二十二年』的来临。

    此时的魏人，尤其是大梁百姓，尚且不知『洪德二十二年』将会是魏国最艰难的一年，依旧沉浸在『洪德二十一年』的喜悦中。

    因为在这一年里，他们魏人终于打败了一直以来的北方强邻——韩国，驱散了自『魏韩上党惨败』后就一直笼罩在心头的乌云。

    魏人终于可以挺直脊梁，哪怕是谈到以往谈虎色变般的韩国时，亦能壮起胆子，不被韩国那传言的数十万骑军所吓到。

    也正因为这样，『第二次北疆战役』，在这场击败了韩国的战役中的功臣们，皆被魏人视为英雄——肃王赵润、南梁王赵元佐、燕王赵疆、桓王赵宣、大将军韶虎、南燕大将军卫穆。

    纵使是在韩将太原守廉驳手中战败的将军姜鄙，以及只是率领战船船队与韩国巨鹿守燕绉打了一场追逐水战的临洮君魏忌，亦被魏人视为英雄。

    魏人普遍认为，将军姜鄙所率领的北三军之所以在韩国太原郡晋阳县遭到败北，那是因为北三军的武器装备远远不如韩军的原因，并非是将军姜鄙的问题——当年第一次北疆战役时，姜鄙将军不就是在韩将靳黈手中连连取胜么？

    对此，似赵弘润等知情人士也就是一笑置之。

    毕竟北疆诸军的将军们是清楚的，将军姜鄙，的确是被韩国的太原守廉驳打地有点惨，这不单单只是因为军备差距的关系，最主要的还是在于主将——就连姜鄙都承认，韩将太原守廉驳就是一个怪物。

    没办法，姜鄙的用兵与战术碰到太原守廉驳，简直就是被克地死死的，无论是用兵还是主将单骑邀战，姜鄙都不是廉驳的对手。

    当然，这些隐秘赵弘润等人自然是不会透露的，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还会因此与姜鄙结怨，何必呢？

    于是北疆诸军众口一词，给姜鄙以及北三军保留了颜面，同时也给自己结了一个善缘。

    至于临洮君魏忌，魏人则普遍认为，临洮君魏忌在这场战役中并无表现机会，那是因为这位君侯的身体原因——临洮君魏忌曾假称卧病辞了北三军统帅之职，协助赵弘润在三川郡覆灭了二十万秦军。

    因此魏人觉得，倘若这位君侯当时身体无恙，韩国的结局肯定是更加凄惨。

    这不，就连朝廷与肃王赵润都认可这位君侯的才华，请这位君侯坐镇汾阴。

    对于这种论调，赵弘润自然是乐见其成的，毕竟日后魏国的河西战略与河套战略，他就准备托付给临洮君魏忌，以及砀山军大将军司马安——有这两位坐镇魏国的西北边陲，无论是秦国还是羌胡、林胡，都别想占到什么便宜。

    不过话说回来，在击败了韩国之后，一直以来在韩国面前非常压抑的魏人，有些像庆王弘信，自信心难免就有些膨胀起来。

    这也难怪，毕竟魏国已经打败了楚国、三川、韩国、秦国，除了同盟国的小弟卫国外，魏国周边强邻都已被魏军轮了一遍，在卓著的对外战果下，许多魏人难免开始拍着胸口，洋洋得意地表示『我大魏天下第一』。

    甚至于，因此滋生了一些盲目乐观的论调。

    比如『今岁破邯郸、明年亡韩国』，比如『远征秦国、夺回陇西』，再比如『讨伐巴人报房陵之恨』，等等等等。

    对于国民逐渐膨胀的自信心，赵弘润虽然感觉不太妥，却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毕竟他可以去教训一个日渐膨胀的赵五，但是国民的膨胀心理，他就没办法了。

    总不能直接泼冷水吧？

    难道告诉他们，韩国很强、魏国暂时只是虚假的强盛？

    最终，朝廷选择视而不见，毕竟在赵弘润等人看来，国民对此的热情应该只是暂时的，待过些日子心中的热情消退之后，自然会因为生活琐事而冷却下来，不至于闲着没事拍着胸口去猜测朝廷几时起兵讨伐巴国覆灭韩国这种不切实际的事情。

    不过，国民的自信心膨胀也有有利的一面，就比如说，魏国逐渐适应了对外战争，国内的贵族固然是因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战后利益而支持对外战争，而平民则更多的是为了出人头地，毕竟在沙场上杀敌立功，这是提高地位社会最危险但也是最快的途径。

    基于这种情况，魏国冷却多年的军功爵制，仿佛再一次充满了活力，以至于当『河东五令』那边准备创建新军的消息传出来后，无论是贵族子弟亦或是平民，皆大为振奋，自认为出人头地、光耀门楣的机会来了。

    这种渴望对外战争的国民情绪，让赵弘润与朝廷喜忧参半。

    喜的是，在这种渴望战争的国民情绪下，魏国各军队的兵源得到了保障，并且，战斗力会有一定的提高——回想单靠军功爵制的秦军，那是何等可怕的对手。

    尤其是赵弘润心中很清楚，待等魏国解决林胡，或者韩国解决东胡，两国之间必有一战，一场决定谁才能成为中原霸主地位的大战。

    到那个时候，韩国就不会像这两次一样小打小闹了，要知道这两次国战，韩国最精锐的北疆边防军，只是到最后关头才出动了不到一半而已。

    而让人惊骇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有肃王军参战的魏国军队，居然没能在那场『高墙战争』中占到什么便宜。

    当然，在那场高墙战争中，武安韩军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从理论上来说，韩国在这次战争中大概动用了五成的力量，而魏国这边呢，大概动用了七成左右——毕竟魏国的精锐，比如浚水军、成皋军、砀山军等，这回也没有全部出动。

    魏国七成力量与韩国五成力量打了个平手，这就是魏韩两国目前的差距。

    别看魏军这次攻陷了韩国的王都邯郸，这只是因为韩国内部争权夺利导致的结果罢了，倘若釐侯韩武、康公韩虎以及庄公韩庚早些达成意见，早早调来『上谷守马奢』，进驻邯郸，魏军不见得能够打下这座城池。

    忧的是，倘若军功爵制全面复活，取代了如今魏国的选材策略，这虽然可以使魏国再次变成一头强大的怪兽，但也会造成不利的一面。

    毕竟军功爵制是需要不断地对外扩张作为养分的，它是『以战养战』的最直接体现，也就是说，倘若放任不管，朝廷的意志将会被好战的民意绑架，再加上国内有些贵族的煽风点火，到时候，就算朝廷不希望与韩国、楚国这种强国开战，恐怕也会被民意逼得与对方开战。

    基于这个原因，在岁末的时候，礼部尚书杜宥就亲自拜访了肃王赵弘润，建议将明年那场考举办得更具规模，用考举的声势，来压制对对外战争胜利滋味念念不忘的国民情绪，让国民清醒头脑，使他们明白，想要出人头地，不单单只能通过军功，依靠考举步入仕途也是一样的。

    在这种情况下，礼部尚书杜宥又向赵弘润提出了本来不受重视的武举，作为国内县尉、都尉、将军的参考依据，总而言之，礼部尚书杜宥的主张很明确，提高考举的地位，淡化连年来对外战争胜利所引起的国民好战情绪。

    鉴此，赵弘润顺理成章提出了创建『军校』的理念，在大梁城外圈了一块地，草创了『大魏兵学』，并且在魏国军队那『士非教不得征』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私货：将不学不当任。

    简单地说就是，不识字、不懂得兵法的将军，不可再升职为将军。

    对于这个观念，朝廷欣然接受，而贵族们亦欣然接受，唯独在平民间，激起了一些抱怨。

    毕竟读书写字，在魏国仍然不算普及，在此之前很多平民入伍参军，主要是因为需要军饷糊口、以及养活家人，哪有闲钱去私塾念书写字？

    不得不说，这个政策非常要命，要知道，就算是肃王军中，在颇具规模的百人将、五百人将、乃至千人将档次，目不识丁的仍大有人在，赵弘润一句话，就断了这帮人升为将军的可能。

    而国内，那些目不识丁却有志成为将军的，更是如过江之鲫，不知几凡。

    好在提出这个政策的，是在军方威望极高的肃王赵弘润，要是换做别人，肯定会被海量的中下级士官以及平民喷死。甚至于，就算是赵弘润，亦有对此感到愤恨的平民在背地里抱怨。

    为了让自己少挨骂，赵弘润决定自己全资创建『兵学』这个军校性质的半朝廷机构，且不对入学的人收费。

    当然了，由于第一批选入兵学的学生，大多数都是从肃王军的士官层，也就是百人将到千人将之间选拔的潜在人才，因此收不收费也没多大区别。

    更主要的是让国内的平民明白，这条策略，对于他赵弘润的嫡系军队肃王军也一视同仁。

    至于请谁来教授这些目不识丁的擅战悍卒，赵弘润与礼部尚书杜宥商议，也准备在明年的考举中选拔。

    当这个消息传开后，国内哗然。

    因为洪德二十二年考举实在太诱人了，非但吏部公开表示会招收上榜的学子，就连肃王赵弘润新建的兵学，亦要招收教授兵法的老师。

    在朝廷的推波助澜下，洪德二十二年的考举，引起了国内魏人强烈的关注。

    而作为魏天子亲自任命的主监考官，赵弘润在岁末整个大梁都在欢庆的情况下，憋在肃王府的书房内草拟明年考举的科目与试题。

    且，乐此不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