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5月25日，伦敦《泰晤士报》报导：

    “中国驻英副使刘锡鸿于七日前失踪，中国公使馆已向伦敦警察厅报案，中国公使郭嵩焘先生已经向帝国外交部提出了严正交涉……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外交事件，本报记者密切关注着事件的进展和伦敦警察厅的调查工作……”

    《郭文恭公集：出使英国大臣郭致总署电》：

    “……副使刘锡鸿于七日前失踪，已与英外交部交涉，英外交大臣德比亲至使馆致歉，英王严令警察厅查寻，目前尚无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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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办妥了——”

    “嗯——怎么办的？”

    “老规矩，套入麻袋，沉于河中。”

    “没留活口吧？”

    “回老爷，随员一人，车夫一人均扭断脖颈而毙，被扔入泰晤士河中，无其他活口。”

    “安排什么人做的？”

    “一共四个人，都是爱尔兰白工，颇有力气，小的在一旁看着的，都做得干净利落，没用上多一会儿。”

    “这四个人你又怎么安排的？”

    “一人五百英镑，连夜送上了去澳洲的航船，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办得好——如此无头命案、量他们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老管家告辞退出，陈廷轩又看了一眼刘锡鸿的那份没有能够发出去的电报，冷笑了一声，将电报放进了抽屉当中。

    差不多同一时刻，伦敦警察厅的一间停尸房里，一名英国法医摇了摇头。耸了耸鼻子，将白布蒙在了尸体上。他的一名助手在整理尸体的遗物——一个破碎的纸扇、小小的鼻烟壶、一顶暖帽，一副手套，一串钥匙，一枚残破的灰色的石头印章。

    助手仔细地看了看那枚印章上已经残缺不全的古怪文字。摇了摇头，将印章放在了一边。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接着停尸房的门开了，伦敦警察厅的探长陪着郭嵩焘急匆匆的走了进来。

    法医用询问的目光望向探长，探长点了点头。并伸了伸手，请郭嵩焘上前，法医伸手小心地将盖着尸体的白布揭开一角，一股恶臭登出传了出来，郭嵩焘皱了皱眉，轻轻用手在鼻子前摆了摆。然后上前看了看尸体的面容，悲伤地点了点头。

    法医的助手将那枚印章拿给郭嵩焘看，尽管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郭嵩焘还是认出来了上面刻的“儒侠”两个篆字，不由得长长的叹息了一声。

    料理完刘锡鸿的后事，郭嵩焘回到使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他已经猜出来了。刘锡鸿的死，是谁造成的。

    郭嵩焘在屋子里踱了一会儿步，好容易才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他想了想，拉了拉铃，叫来了仆人。

    “备车，去陈府。”

    当郭嵩焘再次赶到陈府庄园时，陈廷轩听说郭嵩焘来访，立刻亲自迎出门来。看到郭嵩焘面带愠色，陈廷轩便大致猜到了郭嵩焘的来意。

    二人进了客厅。陈廷轩象是知道郭嵩焘要说什么，先屏退了左右。

    大厅当中只剩下陈廷轩和郭嵩焘二人时，郭嵩焘将当天的《泰晤士报》拿给陈廷轩看。

    “陈公为何要如此？”郭嵩焘直截了当地问道。

    “为的是郭公您。”陈廷轩迎着郭嵩焘的目光，坦言道，“此人是朝中顽固守旧大臣安排在郭公身边之耳目。想必郭公心里清楚。朝中正有人欲对郭公不利，此人一日不去，郭公在英便一日不得施展，我等华商便永无出头之日。”

    听了陈廷轩毫无辩解之意的回答，郭嵩焘一时语塞。

    自己刚出使时所发生的那些事，此时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郭嵩焘倾心西学，在国内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中，他以自己的学识不遗余力为洋务派辩护，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一员。中国向英国派驻出使大臣的消息传开，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千百年来，中华文明一直以其灿烂辉煌辐射四方，引得“万方来朝”，其他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定期要派“贡使”来中国朝拜，决无中国派使“驻外”之说。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对外只有体现宗（中国）藩（外国）关系的“理藩”，而无平等的“外交”一说。在19世纪后期，虽然中国屡遭列强侵略，但这种“外交”观却并无改变，外国使节驻华和中国派驻对外使节都被视为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有人还编出一副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当时守旧情绪强烈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奋，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家。

    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郭嵩焘几次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慈禧太后亲自召见郭嵩焘，以作安抚。郭嵩焘的辞职之意才彻底打消。郭嵩焘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郭嵩焘到达伦敦后，立即将自己几十天的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程》寄回总署。但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甚至要求将书毁版禁传！

    自己只不过写了一本介绍西方风土人情的书，就招来万夫所指，而刘锡鸿那天甚至扬言要上折子参劾自己，郭嵩焘很难想象，刘锡鸿的折子真要到了京里，又会掀起什么样的轩然大波。

    从这一点来说，陈廷轩的担忧是完全有道理的。

    “郭公可知，我等华商在英国受尽歧视，多年忍辱创业，历尽艰辛，才有今日微薄之地位。”陈廷轩恳切地说道，“我们天天盼着故国能来一位爱护我们的好公使，为我等海外华民做主。老夫自见郭公那一刻就认定，郭公您就是一位能为我等华商做主之人。”

    “郭公是忠厚长者，总以诚恕待人，但他人却未必肯以此对待郭公。”陈廷轩说着，来到桌前，打开抽屉，将刘锡鸿的那封电报取出，交给了郭嵩焘。

    郭嵩焘接过电报只看了一眼，脸色立时大变。他将电报放进了袖子里，拱手和陈廷轩告辞，便急匆匆的离开了。

    陈廷轩目送郭嵩焘离开，刚一转过身，赫然发现陈鸿和萨拉从屏风后走了出来。

    “郭大人这是来兴师问罪了。”陈鸿有些担忧的说道，“他会不会对咱们……”

    “放心吧，郭大人是明白人。”萨拉微笑着说着，牵住了陈鸿的手。

    当郭嵩焘赶回使馆时，天色已经有些晚了，郭嵩焘衣服都没有换，径直的走向刘锡鸿的房间。

    刘锡鸿的房间门一直锁着，郭嵩焘取过从刘锡鸿尸体上找到的钥匙，打开了房门，走了进去。

    郭嵩焘径直走向刘锡鸿的书案，此时书案上和文房用具摆放得都很整齐，似乎并没有用过，郭嵩焘看着书案，发现了一个上了锁的精美小木匣，他取出刘锡鸿的那串钥匙，找到几枚小的钥匙试了试，打开了木匣。

    木匣里放着刘锡鸿未写完的奏折底稿，郭嵩焘拿起底稿看了起来。

    “……洋人之商贾与闻政，官商相保卫，资商力以养兵，非其法较中国为善也，情形迥不侔也。洋人所谓国主，无异乡里中之首事；所谓官，无异乡里中之富室大家。国主由公众举，畀以一定分禄，承办一国之事，而不能专断其事，遇事则集富室大家及一国之众而公议之。……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尊卑贵贱体制殊严，士农工商品流各派。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也。中国制治必须朝廷操利权。而郭嵩焘竟欲使海外佞贾为官，操纵商柄，全不以国事为念，又妄言西国政制优于中国，欲以夷变夏，使中国臣事英夷……”

    “郭嵩焘游甲敦炮台，竟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郭嵩焘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柏金宫殿听音乐，郭嵩焘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郭嵩焘崇效洋人行止，用伞不用扇，效洋人尚右，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洋人……违悖程朱，欲令妇女学洋语、听戏。……种种悖行，令人发指……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

    郭嵩焘看完刘锡鸿这份还没有写完的奏折，一时间急怒攻心，眼前一黑，他用力扶住了桌子，稳住了身子，好容易才没有让自己摔倒。

    此时他的耳边，满是“以夷变夏”“汉奸”之类的回响。

    郭嵩焘摸索着让自己在椅子上坐了下来，足足歇了一盏茶的功夫，他才感觉好受了一些。

    郭嵩焘俯下身子，捡起掉落在脚边的刘锡鸿的“遗折”，放进袖子里，起身离开了刘锡鸿的房间，来到了走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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