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的发现纯属偶然。1899年，清王朝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家王懿荣从一味中药“龙骨”上面，发现了一种不认识的古代文字。经过研究得知，这种“龙骨”有的是龟甲，有的是牛肩胛骨。后来，人们把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叫做甲骨文。由于最先发现甲骨文的是王懿荣，因此，他也被誉为“甲骨文之父”。

    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但是，古董商人为了垄断财源，对甲骨的来源秘而不宣，以后又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直到1908年，学者罗振玉才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一带。于是他派遣自己的亲属去安阳求购，又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先后共搜集到近二万片甲骨，并于1913年精选出两千多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出版，随后又编印了《殷墟书契菁华》（续编），为以后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实际上，甲骨文的发现之地——安阳小屯村一带，为商之首都，共经历了八代十二王，历时273年。后人称这段历史为殷朝，因而此地也被称为殷都。殷都被西周废弃之后，便逐渐沦为废墟，后人称之为“殷墟”。

    半个多世纪以来，殷墟出土的带字甲骨共约16万片之多，所用的单字也有4500多个。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所发现自成体系的一种最古老的文字，与埃及的“圣书文字”、中美洲的“玛雅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几乎同时，也因为此，在提到地下宝藏之首的时候，几乎公认为非甲骨不属了。

    而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大家可以在历史书上看到的——四羊方鼎，能够登上历史课本，就可见它的珍贵性了，与甲骨一样，它也是地下陪葬物，而且比起甲骨来，这四羊方鼎的传奇性还要大一些了。

    四羊方尊，重34。5公斤，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此外，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四角各塑一羊。其中，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器外，羊身与羊腿则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

    四羊方尊在地下沉睡了三千多年以后，在1938年4月，被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龙泉村的村民姜景舒发现。由于四羊方尊有着不凡的外形和如黑漆般的色泽，让姜景舒以为挖到了“乌金”。于是，很快就有源源不断的人前来参观、抚摸。为了避免四羊方尊被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损坏，姜景舒不得不请当地乡绅出面维持秩序。只是防不胜防，方尊一个羊头的细小的角尖还是被弄掉了，再也没找回来。

    同年5月，黄材镇的一位名为张万利的古董商以400块光洋购得四羊方尊。但是，这400块光洋到了姜景舒手里，实际只有248块——中间已经经过当地保长、甲长和乡绅的层层盘剥。

    张万利买进四羊方尊以后，很快便转手到了长沙，随即被当时的政府没收，交由湖南省银行收藏保管。1938年下半年，湖南省银行为躲避战乱，西迁到湖南西部的沅陵县。不久，四羊方尊就在日军的空袭中，碎成二十多块。

    1952年，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仓库中，找到四羊方尊的碎片。1954年5月，湖南文管会的文物修复专家张欣如修复了四羊方尊，1959年被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国家博物馆的前身，调至北京。至此，关于四羊方尊的曲折经历算是告一段落，这一修复案例也被载入资料宝库中。

    尊其实就是早期的酒器，四羊方尊一方面保留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又有替代羊作为牺牲献祭给神明的意思，同时还包含了对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期盼，也可能萌芽了后世关于羊的种种观念。

    羊在祭祀礼仪中的地位仅次于牛，商代国都所在的河南安阳小屯发现大量祭祀坑，最多的就是牛、羊、犬，商王武丁时期的一条有关商王室对武丁祭祀的材料中提到“卜用百犬、百羊”，另一条材料中提到“十五羊”、“五十羊”，可见羊作为祭祀的牺牲用量是很大的。 羊的个性也使之成为人们喜爱的对象。先秦时期，人们对羊的个性有两个归纳：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羊“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至被后世演绎为了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

    而第三类，经常在地下被挖掘的则兵器了，骆天将话题扯到这方面来，谢明与刘大川很是兴奋，毕竟骆天与他们许久没有交流过了，今天是难得的机会，再看骆天一幅并不急着走的样子，谢明也乐得与他交谈：“古代处于冷兵器时代，所以铸造武器非常讲究。尤其是帝王将相，他们的佩剑都是宝剑，而这剑更多的是一种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此外，很多人也非常喜欢剑，所以打造出的刀剑往往是精品。他们将剑等兵器看做宝贝，死后也不舍得离开，所以很多宝刀、名剑都跟着主人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以延续他生前的荣耀。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矛便是如此。都把自己生前用过的兵器带到了地底下。”

    骆天一边查看那些古董，一边与谢明交流，若是有别人看到了，肯定会批他工作不专心，可是骆天十分有把握，谢明与刘大川也是见怪不怪了。

    越玉勾践剑虽然已深埋于地下两千三百多年了，但至今仍然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二十余层纸一划而破，因而享有“天下第一剑”的美誉。可与其相媲美的则是“吴王夫差矛”。 吴王夫差矛被人们称誉为我国古代兵器中的“双璧”。

    而两者都出土在楚墓，对于这一点的巧合，些考古学家和史学家认为这是礼赠和赏赐的缘故。由于吴越出宝剑，故在吴、越两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勾践剑与夫差矛作为贵重的礼物而送到了楚国。

    但是，另外有些学者认为是出于战争和掠夺的原因。在历史上，战争是古代文化传播的重要纽带，而吴戈越剑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或者战后的战利品，也随着战争来到当时的楚国。还有人认为，历史上楚越曾有姻亲，楚惠王之母系越王勾践之女，所以作为陪嫁，勾践剑留在了楚。当然也不排除有其他可能性，比如，通过民间而流失到楚国，毕竟当时国家的疆域是非常小的。

    至于这地藏宝物第四，就是水银了，其原因自然是与传说中秦陵里的水银池相关，在古代，水银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制造鎏金青铜器，再加上其药用，所以就成为了帝王陪葬物之一，骆天心中因为飞天的原因，在水银的话题上就匆匆带过去了。

    陪葬宝物之五就是陶器了，之前参与高陵挖掘的时候，出土的就绝大部分是陶器，中国最早的陶器资料，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来，在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文化遗址，以及商、西周至秦汉的遗址发掘中，陆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依其种类可分为彩陶、墨陶、白陶、印纹陶、彩绘陶器等。

    从远古墓葬中发掘的大量陶器来看，其种类繁多，技艺精湛，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另外，在秦汉时期的墓葬中，还会经常发现陶俑的存在。这些陶俑形象逼真传神，大多是仿真人、真马制成的。

    这地下陶器中，秦兵马俑是最典型的代表，大约由八千件陶俑、陶马组成，形态各异，个性十足。从个体比例来看，这些陶俑基本符合人体结构的一般规律。可见，当时的工匠已经掌握了古人所总结的关于人体比例搭配的规律，比如“行七坐五盘三半”、“三拳一肘”、“头脚一样大”，等等。

    秦俑的烧制工艺精致、准确、科学。在烧制技艺方面，秦俑模塑结合，以塑为主。具体地说，就是俑的脚、腿部分，用堆塑法制成；躯干部分，用泥条盘筑法成型；衣服和铠甲，用贴、捏、刻等手法做成。其中，俑的头部制作是最为复杂的：第一，用粘贴的手段，将俑的头后部塑成；第二，用粘贴手段将耳朵、头发、发髻等部分贴刻而成；第三，运用刻的手段，将五官和胡须刻画出来。当然，这些仅仅是秦人在制作陶俑时的基础工艺。

    当分件制作完成以后，秦俑的组合就成了能否成型的关键。秦朝工匠们发明了脚踏板。脚踏板是秦俑组合的基础，它一可起到加固和稳定的作用；二可突出秦俑的整体美感。组合工艺的第二个手段，就是用泥钉将手和胳膊套合、固定起来。这一工艺必须在泥质未干的状态下完成，如果时间把握不好，很难将手和胳膊套合而成。

    泥俑制好后，经过一系列的打磨，就可以入窑烧制了。秦人制俑大多选用优质的细黄土，再加上少许的石英砂。这样烧出来的俑，不但泥质细腻，而且色泽纯正。秦朝工匠们在秦俑出窑之后，均以不同颜色涂之，而在着色程序上，一般是按先涂生漆，接着敷白，然后平涂彩绘的步骤进行。尽管现在已经看不到色彩的全部，但从目前已出土的陶俑身上所残留的色彩来看，两千年以前的秦俑在调色技术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